为啥人们都往大城市扎堆？

今天看到一个2016年中国主要城市GDP排行，大城市的人口和GDP越来越多了。

为啥人们都往大城市扎堆？

今年2月的某期《南方周末》刊登了一篇新闻“为何有钱的城市越来越有钱”。文章说到，2016年，以上海、深圳为代表的一线城市迎来财政收入的暴涨：上海市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406.1亿元，较2015年增长16.1%，位居全国第一；深圳市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3136亿元，增长15%，已经超越天津、紧随北京之后，成为全国第三。由于财政收入增速整体放缓，各个省市间收入的鸿沟正在加大，其他城市正被远远甩在身后。

新闻紧接着对此解读说，北上深等地的财政收入增长显著，源于产业结构的调整。在一二产业目前增长乏力的情况下，第三产业利润空间相对较大。因此，其为城市带来的收入增加也最为显著。中国的第三产业哪里最集中、最发达呢？当然是一线城市。

第三产业“欣欣向荣”的前提是，国家要给第二产业“去产能”，同时扶持产业转型，第三产业因而变得吃香。伴随着宏观政策的偏向，那些第三产业集中，并且受到政策“特殊照顾”的大城市的财政收入当然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。同时，这种收入增长会直接推动金融、地产行业的繁荣，形成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。言下之意，当一座城市的财政收入增加了，金融地产行业繁荣了，这座城市才会长期的变得“有钱”。

如果我们对照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市财政收入两张表格，可知城市财政收入高的地方，这里的居民收入也会比别的地方高。也就是说，先是大锅里的肉多了，个人的小灶里的肉才有增多的可能。而哪座城市财政收入多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导向，不完全取决于市场因素。由此再次验证那句话的真理性：在中国，想要赚钱的人都必须认真研究国家政策，哪怕只是赚一点小钱也是如此。

这种政策导向的财富分布机制为何可以持续？我们来设想一下当一个地方的市政收入高速增长，从而带动居民收入增长之后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历史上有一个阶段恰好符合以上的情况，那就是英国工业革命。工业革命时期发生在英国的历史告诉我们：收入的显著增加会增加劳动者的创造力。

在经济史学领域，学者们普遍认可一个共识：当年的英国之所以能够执世界经济之牛耳，在于英国工人收入提高大大超越同期的欧洲，多余的收入让他们可以投资自己，用于技术进修和创新的学习，从而进一步推动英国国内生产力的增长。如果我们把过去的英国想象为现在那些收入增长很快的中国城市，结论同样成立。收入增长会显著增强这些地方劳动者的创新能力，创新能力会带来持久的财富，并且留住具有竞争力的人才。

经济学家保罗▪克鲁格曼在《亚洲奇迹的迷思》一文中曾指出，技能的创新会导致工人间生产率的变化，进而扩大工人间的工资差距。技术进步与创新在技术密集型的部门有利于增加熟练工人的工资，在劳动密集型部门技术进步有利于非熟练工人工资的增加，假如一个地区的经济主要是技术密集型，那么这种增长就会更为明显。

克鲁格曼的观点在中国得到了充分的验证。中国的一线城市，显然已经在“经济转型”的进程中优先获得政策优势，此种政策优势直接带来财政收入的高增长，城市收入的增长带来个人收入的增长，个人收入的增长会增强劳动力的创新能力，反过来促进城市经济长期的增长……这就是如今越有钱的城市，个人收入增长越高，并且和其他城市差距越来越大的原因。

根据一份国内学者撰写的劳动力研究报告，在中国的大型城市，创新型企业依赖大量高素质的、具有创新能力的员工，企业为了自身的发展不让高技能员工流失，必然会不遗余力地为其提供更高的工资和福利。这一部分额外人力成本支出造成了公司必须对水平不足、能力不强的员工进行裁员，以控制总成本。因此，大城市加大创新的投入，势必会增加创新人员的支出，从而挤压能力一般的生产人员的生存空间，导致低能力、低创新的人被淘汰出局，离开大城市返回到小城市。

于是，这个对大城市来说的“良性循环”，恰恰造成了一种对小城市而言的“恶性循环”。随着创新成本提高，能力和素质低的人不断被淘汰回到小城市，但由于回到小城市的劳动力普遍创新能力不如大城市，因此其创造财富的能力相对有限。加上产经政策不会优先关注小城市，小城市既缺乏政策优势，也缺乏创新优势，其收入增长速度自然是远低于北上深等地了。城市之间的差距，也越拉越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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